最近，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倡议中国制定“数字经济法”。他认为，这部数字经济法不仅仅是监管法，而应该是一部发展法、一部未来法、一部全球法，这部法应该着眼于事业发展、面向未来。无疑，这是件好事，但其背后，是怎样的逻辑？
提及“数字经济法”，就要先明确“数字经济”的定义，目前看，它是指一个数字化的经济系统，传统的实业经济越来越多地信息化、互联网化、技术化地表现出来。在这个系统中，各类数字技术被广泛使用，进而带来整个经济环境和经济活动的根本变化，甚至成就“新四大发明”里““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后三者。
从大的宏观背景来看，“数字经济”已经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世界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交汇时期，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业态跃上发展舞台，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单车、手机叫车、以及“互联网＋”各行各业的供给侧改革……都预示着“数字经济”的高速和蓬勃。
这时，数字经济是一个信息和商务活动都数字化的全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系统。企业、消费者和政府之间通过网络进行的交易、数据挖掘迅速增长。
但就像老话里说的：经济的背后，必然是法治。经济行为，涉及的是有限资源的分配，若没有法制的保证，最后必然演变成少数先进入者迅速坐大，从而借助自己的资源优势抢占更多资源，成为新时代的“地主阶级”，劫掠后来者，欺压弱势的消费者——结果必然导致缺乏公平、公正，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所以，基于社会公平、公正、稳定的目的，任何新技术革命进入到经济领域内，都会有相关法律介入，比如，当年电力普及后，有“电力法”，通信业发达后，出现“通讯信息法”。而现在，数字技术广泛渗透经济后，更需要“数字经济法”，其目的，首先是监管、规范，其后，更是促进各产业有序发展。
其一，满足监管需求
之前，软银创始人孙正义曾提出，数字经济体系下“数字资产”的概念，可以理解，既然涉及经济行为，那必然涉及资产的产生、资产的所有、资产的交易等，需要法定的保护。
比如，咱们在余额宝上获得的资产、收益，买到的游戏点卡、比特币的数字货币资产，其本质都是数字化的，需要受到更好的保护；咱们在网上买东西、社交等产生的许多数据都是个人的资产，互联网公司可以怎么用它们，必须要有明确的法条保护，而不是现在，还仅仅依靠一部单调《网络安全法》，以及互联网大公司们的自觉。
否则，国内难免会出现Facebook（脸书）那样大规模的用户“隐私资产”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个人的位置信息、偏好、习惯等完全暴露，甚至影响一国政策的制定，而像移动交易、理财等环节，更可能被少数有手段的商家利用，最后转变成网络欺诈、黑客劫持；而另一些新兴技术如比特币、区块链等又可能演变出影响大众等非法集资、庞氏骗局。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真等需要一部完善的“数字经济法”作为效力更大的上位法，与《证券法》、《基金法》等结合起来，一起监管目前越来越快发展的“数字经济”，保护公民的“数字资产”，维护社会的公正、公平。
其二，让产业有序发展
产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灵魂，若产业不能有序发展，要么野蛮生长，一放就乱，要么一管就死，失去创新的力量。
就比如最近讨论比较多的，腾讯、蚂蚁金服在“去金融化”，变身服务平台，变成金融行业助推器。没错，事涉国计民生，金融理应强监管，但金融行业数百年来变化极慢。
就比如，银联铺设刷卡器，花了7、8年才搞定不到百万商家，而支付宝、微信支付只用2、3年就覆盖了数百万商家，让人们更少使用现金，新加坡总理也得羡慕这样的“高级”，更为国家调控货币的流量、流向，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支持。但这样的创新不可能发生在银行业内部。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一部“数字经济法”更明确，互联网公司的创新与金融监管要求相匹配，同时，又保持创新的力量，可以不断有新的支付、理财、保险等新模式、新产品跳脱出来，让社会效应、经济效应交接，找到那个“甜蜜点”。
此外，像区块链这样的新生事物，也能因“数字经济法”，获得更准确的法律和经济定义，由此遏制其被宵小利用，发展其在信用体系建设（因不可篡改、共识机制）、分布式记账等方面等积极效应。形成积极、正面的社会化引导。
综上所述，只有快速推出“数字经济法”，中国才能成为数字经济的定义者，成为世界级数字经济的领导者，才不会像最近的“中兴事件”这样，丧失话语权，成就真正的“厉害了，我的国。”
